Zhao Lihong’s Island Man’s Notes

Shanghai Literature just published some of Mr Zhao Lihong’s memoir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r. Zhao is the chief editor of Shanghai Literature, reknown essayist and poet, also partly in charge of the Huayu Literature Website.

Li Yanfeng 李 延风 <liyanfeng001@live.cn>

Island Man’s Notes 岛人笔记 by Zhao Lihong 赵丽宏
赵丽宏:《岛人笔记》(节选
2016-05-27 赵丽宏 上海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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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作家冰心为《岛人笔记》题字

《岛人笔记》是我二十五年前出版的一本散文集。书中追忆记录的,是和“文化大革命”有关的往事。写《岛人笔记》,是受巴金先生的影响和鼓励。巴金在他的《随想录》中对历史所作的真诚深刻反思,曾经使我灵魂震撼。可以说,写《岛人笔记》,也是向巴金先生致敬。《岛人笔记》出版时,我曾请冰心老人作序,冰心给我回了信,并题写了书名。这次上海书店出版社重编再印这本书时,添加了一些我后来写的文字,也都是和这段历史有关的回忆和思考。当年出版《岛人笔记》时,我曾写过一篇跋,表达了写这本书的初衷,且将这篇旧跋附录如下,可以作为新版《岛人笔记》的自序。– 2016年5月1日于四步斋

《岛人笔记》跋

编完这本《岛人笔记》,心中既欣慰又沉重。

欣慰,是因为了却了我三年来的一个心愿,这心愿,便是想写一本反映“文化大革命”、反思这场民族大劫难的散文集。我一直认为,这一段特殊而荒诞的历史,是我们中华民族,也是人类发展历史中值得回味和深究的一页。中国的作家决不能也不应该回避这一段历史,而是应当正视这段历史,研究这段历史,从中发掘出具有丰富内涵的素材,用个性化的文学作品真实而深刻地展现这段历史,剖析这段历史,以警示后人。这样的文学作品,可以成为史书的一种生动形象的补充和注脚。这些年来,很多作家都在认真地做这种工作。然而这仅仅是开始——我至今仍然这么看。

沉重,是因为在编《岛人笔记》的过程中,我重温了噩梦一般的“文化大革命”,当年国家和人民所蒙受的灾难和耻辱,又一一浮现在眼前。这本集子中的文章所记录的,有的是我的亲身经历,有的是采访所得。如果把“文化大革命”比作一个灾难的海洋,那么,我这本小书所反映的,不过是海洋中的几滴水。几年前我陆续发表《岛人笔记》时,曾写过一段题记,对《岛人笔记》的题意作过如下解释:

陆地被洪水包围,便成为岛。倘要自我封闭,岛,是最理想的场地。“文化大革命”十年,泱泱中国无异于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无数荒唐闹剧,在神圣的气氛中纷纷出笼,导演不以为谬,演员不以为耻,观众不以为怪,终于酿成民族的大灾难。而今回顾,可笑,可悲,可怕,更可深思。笔者所记,非鸡毛即蒜皮,但愿读者能以小见大,记住这场灾难,反思这场灾难,决不允许我们的国土重新沦为“孤岛”!

《岛人笔记》,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在长江入海口中的崇明岛上“插队落户”多年,这本散文集中的一部分作品,便是我对这一段难忘的生活的追记。因为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这一部分作品的感情色彩更浓,它们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乡村的人情世态。

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性和人的尊严遭到践踏,然而人的良知并没有泯灭,也无法被扼杀。在《岛人笔记》中,我刻画了一些丧失理智的丑类,也写了一些正直善良的普通人,他们虽然无可奈何,然而他们的行为却是对愚昧和暴虐的反抗。在当时,这样的行为可能无法被所有的人理解,回过头来看,更感到这些行为的可贵。这是人民的心灵和情感的美丽闪光,也正是愚昧和黑暗在中国不可能永久横行的根本原因。

感谢敬爱的冰心老人,于病中为我题写了书名。她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文革是大家的灾难,我们都有同感。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使我大彻大悟,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古训,个人崇拜,是最误人的东西。”我想,冰心老人这段含义深刻的话,正好可以作我这本书的序言。

1991年11月15日于四步斋

削发

很难想象,人类倘若没有头发将会是什么样子,男男女女,一律亮晶晶的光头,恐怕是滑稽而又可怕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故而不能损伤一根头发,否则便是对父母祖宗的不敬,老祖宗的这种观念,现代人是不会再接受了,否则,中国的理发师便都要失业。古人也有削发的,那是为了明志,为了表达一种坚定的决心和信仰。譬如出家的和尚尼姑必须削发,那传统便沿袭至今。现代人的削发,大体上是出于美学上的考虑,是一种审美的需要。人们的审美情趣各不相同,于是便有了千变万化、千奇百怪的发型。前些年去美国,在影城好莱坞繁华的街道上看到一些留着怪诞发型的时髦青年男女招摇过市,不禁为之心惊。其中有男子蓄长发者,这已见多不怪,女子中有怒发冲冠的,有满头细辫的,有头发蓬乱如雀巢的,这也不足为奇。使我吃惊的,是一位十六七岁的金发姑娘,她的鬈曲飘逸的金发以额中为界,齐根被剃去一半,其式样,正是中国“文革”中流行的标准的“阴阳头”!这位剃“阴阳头”的美国姑娘眉开眼笑,半头金发随着另一半露出白净头皮的脑袋飘动个不停,一派天真快活的样子。而我,看着她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在她身上,我的眼前叠现出一个和她年龄相仿、发型相仿的上海姑娘来,只是这上海姑娘的脸上绝无天真和快活,有的只是痛苦和屈辱的泪痕……

“文革”初期,抄家“破四旧”的好汉们随时随地可以在公共场所拉开场子开批斗会,锣声一响,人群便蜂拥而至。一天傍晚,有人跑来告诉我:“快去看,那边在斗你们老师了!”

挨斗的是一位小学的女教师,低着头站在马路边上,被看热闹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她的脖子上挂着一块大木牌,木牌上写着:“反动女老板”。这位女教师我们都认识,是一位出色的算术和音乐教师,她怎么突然会变成“反动女老板”,弄不懂。女教师有个女儿,是学校里出名的好学生,少先队大队长,文静,爱唱歌,有一头乌黑的齐耳短发,一张活泼生动的圆脸。女教师很倔强,在辱骂和喝斥声中始终以沉默回答任何问题。后来人群中有人喊:“叫她女儿出来揭发!”马上引起一片呼应之声。过一会儿,她女儿被几个表情愤怒的男女推推搡搡地拖到了人群的中心,站在女教师身边。

“我妈妈是人民教师,她不是坏人!你们无中生有,你们污蔑好人!”女儿一上来便用激烈的态度维护母亲。她一改平时文静的模样,毫无畏惧地和众多的批斗者展开了辩论。她的“顽固不化”终于激怒了批斗者,十分钟后,“革命行动”便落到了她的头上被两条大汉揿下脑袋,反剪双手,脖子上也挂上一块大木牌,木牌上写着:“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她却并未就此屈服,依然大声抗辩着。这时,有人建议:“给她剃‘阴阳头’,杀杀她的威风!”很快,亮闪闪的剪刀就出现在批斗者的手中。

这时,一直沉默的女教师突然抬起头来泪流满面地喊:“你们不能这样对她!她还是个孩子!要剪,就剪我的头发吧!”

“你也要剃头?那当然可以!”手持剃刀的好汉们笑嘻嘻地说,“不过,你要等一等,排在你女儿后面。”

四五个粗壮的男女七手八脚将一个绝望无助的少女抓住了按倒在地,只听刀剪的喀嚓声和少女的哭喊混杂在一起。周围的观众竟无动于衷,默默地看着有如观赏演出。只有女教师在悲痛地饮泣。大约三五分钟光景,少女便被剃成了“阴阳头”,一半头发留着,一半头发已经散落在地上,踩在了壮汉们的脚下。少女被强扭着站在路边示众,她的“阴阳头”袒露在路灯下,使观者触目惊心。

我没能将这悲惨的一幕看到结束。听说女教师随后也毫不反抗地被人剃成“阴阳头”……想起自己曾经也是那一群默默无声的看客中的一员时,我至今仍感到羞耻。

由美国少女的“阴阳头”而想起中国少女的“阴阳头”,我的心情沉重而混沌,很难将情绪理出经纬来。前者的削发和后者的削发,目的和手段有天渊之别。前者是为了时髦,为了求美,为了炫耀个性;后者却是摧残人性,摧残自尊,摧残美。同样的“阴阳头”,前者至多引人一笑,后者却使人心头流血。

1989年3月21日于北京

轧闹猛

轧闹猛,是上海的一句土话,和市民的习俗心理有关。外地人难解其意,从字面上看,也有点让人莫名其妙。如果要解释的话,大概可以解释为:凑热闹,随大流,起哄。轧闹猛的行为,大多是糊里糊涂的盲从盲动,没有什么自主意识,不可能经过独立的思考。譬如前一时市面上谣传手纸涨价,市民纷纷争相抢购,几日之内便买空了许多烟杂店里的手纸。到头来手纸并未涨价,不少市民家中的手纸却已堆积如小山。这便是轧闹猛的一种。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轧闹猛。那许许多多狂热的、失去理智的行为,有多少参加者是经过了认真的独立思考呢?在那些年头,轧闹猛已经成了中国人生活中的一种不由自主的习惯,一种可怕的习惯。

友人伍某,平时好说笑话,好激动,激动时好流鼻血。“文化大革命”初期,伍某常以传播小道新闻为乐。一日,伍某到我家串门,只见他以手帕捂鼻,脸上尽是血迹。伍某样子虽狼狈,表情却是乐不可支,进门便笑着大嚷:“今天碰到滑稽事情了!笑煞人!笑煞人!”没等我发问,伍某便绘声绘色叙说了他的奇遇:

“我站在马路上,突然鼻子发热,我晓得这只倒霉的鼻子又要流血,赶紧在马路中间站立不动,这个姿势对止血很灵。站了五分钟,血不流了,这才敢低下头来。低头一看四周,哎呀我的妈呀,周围站着数不清的人,所有人都站在路上看天,好像都要在天上找什么东西。天上什么也没有呀,只有灰蒙蒙一天云。我开始还弄不懂,后来才明白,这是我引出来的。我站在路上抬头止血,过路人以为我在天上看啥个东西,就立定了跟我一道看,一传十,十传百,结果弄得一条马路上的人全都像发了精神病一样。我问一个老头:你在看什么?老头说:‘我也不知道,大家都在看天上,天上总有点名堂吧!’等到我开步走时,他们还戆兮兮地昂着头在天上找啊找的。”

伍某的奇遇引起一片笑声。等大家笑罢,伍某正色道:“你们不要以为我在编故事,真的!现在的人喜欢轧闹猛,不相信,可以马上做个试验。”伍某的试验极为简单:约三个人出门上街,到热闹处,三人面壁而立,并聚首凝视,仿佛在欣赏墙上的什么新奇之物。过不多久,行人便纷纷围拢,一个个引颈争看,越是看不出个究竟,越是看得迫切。到最后,三人竟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围得难以脱身……

在一个不提倡独立思考,不需要个人意识的时代中,轧闹猛是很自然的,轧闹猛者也不会感觉到自己的可怜和可悲。看看天,看看墙,这样的轧闹猛当然无伤大雅。然而要十亿中国人一起来“斗争”、“批判”、“打倒”、“横扫”,这“闹猛”便“轧”出大灾大难来了。

1989年3月13日

火马

小时候,在一位姓龙的同学家里,认识了十八世纪的清朝宫廷画家郎世宁。朗世宁是意大利人,以传教士的身份来中国,后来成了清朝的宫廷画家。当年造圆明园,很多设计便出自他的手笔。郎世宁作画时将西洋画法糅入中国画中,在当时形成一种东西合璧的新画风,影响了很多中国画家。郎氏尤擅绘马,他笔下之马的比例、结构之准确,毛皮筋肉质感之逼真,为历代中国画家无法比拟,而且形神皆备,颇有灵动之感。郎氏之马,世称“郎马”,属清代画中精品。

郎世宁死在二百余年前,我认识他,当然只能通过他留下的画。姓龙的同学父亲名叫龙阿大,光头宽肩,个子矮小,说话却声如洪钟。阿大不识一字,虔敬菩萨,家中设有佛龛,整年香火不断,被邻居视为一怪。郎世宁的画挂在阿大的客厅里。画的是一匹垂首肃立的绛红色骏马,黑色的鬃毛和尾巴柔和地在微风中飘动,使人感到亲切。在龙家,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一匹马。而龙阿大,对郎世宁的这幅画并不当一回事,我从他和一位客人的对话中得知这一点。

一次,龙家来了一位客人,好像是个教书先生,戴着眼镜,文绉绉的。当他看到客厅里的画后,站起来惊叫道:“噢,郎世宁的马,难得!难得!好画呀!”

阿大嘿然一笑,颇不以为然:“好画?我可不信。便宜没好货。”

“什么?”教书先生更加惊讶,“我看这是真迹呀,怎么‘便宜没好货’呢?”

“这画是捡来的。”

“什么?哪里捡来的?”

“楼上王先生,前些年搬家去外码头,行李太多,很多东西送了卖了。王先生说这客厅里该挂幅画,便把这马连红木镜框一起卖给我了。”

“多少钱?”

“他要价十块,我还他八块,成了。八块钱,能买到臭货?”

教书先生脸上的惊讶始终没有收敛。他凑近那画,眯起眼睛看察看良久,鼻尖几乎触及镜框玻璃。他转过脸来时,诧异之色有增无减:“是真迹,是真迹啊!”

教书先生的认真和激动终于感染了龙阿大,他也来了兴致:“那么,你说,这匹马值多少钱?”

教书先生想了想,说:“三百块,我看也不算贵。”

“三百块钱!”阿大粗黑的眉毛一跳,眼睛也瞪大了。阿大从前开过一家打包铺,以卖力气打包为生,虽然不识字,对价值问题还是很敏感的。三百块钱,他不知要为别人打多少个包呢。一幅旧画值这么多钱,怎么不令他吃惊。

“我不说瞎话,这确实是一幅名贵的画。”教书先生神态严肃,语气恳切,“老龙啊,你可要小心保护好这幅画,千万别随意处置了!”

阿大认真地点点头,然后也凑近郎世宁的画看了半天,仿佛第一次发现这匹古老的红马。他想些什么我不知道,不过毫无疑问,从此后他对这幅画必定是刮目相看了。

“文革”之初,“破四旧”烽火四起。家中设有佛龛的龙阿大,理所当然是“革命”的对象。一天我路过龙家,恰逢“革命群众”在他家采取行动。门口烈火熊熊,浓烟飘绕,红木的佛龛和几尊木雕的菩萨已经被劈碎了投到火中煎烤。阿大被押在火堆边低头示众,颈子里挂了十几串佛珠,模样狼狈。这时,正好有两个人从屋里扛出一个红木镜框,这正是郎世宁的马。

镜框咣当一声摔到火堆边,阿大浑身一颤,目光落在被火光照亮的画上。

“别,别烧这马,这是幅好画!”阿大居然还有勇气保护他的画。

“好画?”一个精瘦的女人冷笑了一声,“看这种灰驳落拓的样子,就是四旧!”

郎世宁的画被人七手八脚地从镜框里抽出来,精瘦的女人想撕,却无法将那看似古旧的绢纸撕碎。于是她便将画囫囵地扔进火堆里。阿大伸手想从火堆中抢画,被一根木棍重重地打了回去。

火舌舔噬着画纸,那绛红色骏马在一瞬间显得极其辉煌,画幅被点燃时,那静止的马仿佛真的扬鬃撒蹄,飘飘欲飞了。纸马变成火马,名画化成灰烬,其过程不到三分钟。“郎马”随烈火飞去,永不复返……

前几年冬天,在街头偶遇龙阿大的儿子。儿时伙伴重逢,分外亲切。阿大在二十年前已经病故。自“破四旧”抄家之后,他便一病不起,到后来精神错乱,惶惶不可终日,只要有人走近,便以为是抄家者又来了……交谈中我还得知,前些年归还抄家物资时,那只红木镜框居然又回到了龙家。只是郎世宁的画不可能起死回生。

“那幅画,拿到现在来卖,据说不会低于十万元。退赔我们时,这幅画你猜折合多少钱?”阿大的儿子摇了摇头,朝我淡淡一笑,自问自答道:“十块钱。”

1989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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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岛人笔记》封面书影)

断指

人间自古有“因果报应”说,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用科学方法自然无法解释,但作为抑恶扬善的一种舆论,却颇有威力,尤其是在人性遭践踏、道德被奸污的无法无天之时。

邻人陶某,机械厂一冲床工。“文革”前,人称“陶活宝”,吊儿郎当,好吃懒做,邻里同事皆耻于与之交往。“文革”开始,陶活宝突然红得发紫,成为厂里造反队的小头目。假活宝何以变成真活宝?原因有二:其一,陶某祖上三代都是无产者,正宗的“红五类”,天经地义的革命主力军。其二,也是最重要的条件,陶某在批斗厂内的“牛鬼蛇神”时表现出超群出众的阶级觉悟。开批斗会时,他总是台上活跃的人物,领头高呼“打倒”、“批臭”觉得不过瘾,还常常拳打脚踢,在台上真刀实枪地表演一出出武打戏,心狠手辣,勇猛无比。厂里的“走资派”、资本家、戴帽的或者脱帽的“右派”,以及其他“牛鬼蛇神”,人人脸上有他的掌印,个个身上有他的足迹。到后来,陶某觉得用拳脚打人太费神,便又有创新用带铜芯的电线编成一根式样别致的鞭子,鞭子由粗及细,色彩斑斓,鞭梢上还有用红皮线扎出的一朵小花。这样,只消轻轻一挥,挨打者的皮肉上即刻便会绽出血痕……

那一阵,陶某在厂里好不威风,臂戴红袖章告别了冲床,花鞭子挥到哪里,哪里便鸦雀无声。再没有人敢在当面喊他“陶活宝”,他的大号成了“陶队长”,而且很有些人喊得毕恭毕敬。那些伤痕累累的“牛鬼蛇神”们,见了他难免心惊胆战,低着头不敢正视。

一天早晨,厂里的“牛鬼蛇神”们照例站在过道上低头认罪。陶某挥着鞭子走过来,二话不说,一个接一个在所有人背脊上猛抽一鞭,一时间过道里鞭声噼啪,一片惨叫。陶某尽兴后提着鞭子扬长而去。

当天下午,造反队大小头目为了“和群众打成一片”,回车间劳动半日。陶某某将鞭子挂在屁股后面,威风凛凛地回到他的冲床边上。冲床开动后不到十分钟,只听陶某一声惨叫,猛地一蹿而起,跌倒在冲床边上嚎叫着打滚,他的左手紧捂着右手,鲜血从指缝里喷涌而出。工人们围拢过来,只见冲床上齐崭崭躺着三截断指。这正是陶某早晨用来执鞭抽人的右手拇指、中指和食指!

陶某断指,其状甚惨。而厂内却人心大快,无人表示同情。工人中有这样的评论:老天有眼,这是报应!曾追随陶某的其余打手无不闻之色变,再不敢将打人的手举起来。这家工厂的武斗体罚之风从此平息。

1989年3月1日

封条

封条并不是“文革”的特产,古已有之。然而封条多到像雪片一般漫天飞舞,却是“文革”的独创。

两片薄薄的纸片,交叉着往门上一贴,于是,不管你铁门石门木门,全都没有了开启的自由。纸片上那赫然触目的黑色“封”字和鲜红的圆印,是革命、专政和权威的象征。封条尽管单薄而脆弱,其威力却不亚于孙行者脑门上的那个金属头箍,你蔑视它,常常会大祸临头。

邻人吴某,成份小业主,从前曾开过一个夫妻老婆小饭铺,惨淡经营,日子过得窘迫而潦倒。“文革”初,吴某为保护自己,曾纠集三五同行成立“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队”,臂戴红袖章出入里弄,很是威风了几日。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队”被“工人造反队”砸烂。小业主者,剥削者也,吴某理所当然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工人造反队”冲上门来,将吴某家抄个天翻地覆。抄家结果,既无金银财宝,亦无变天账册,箱柜中所藏,多为破衣烂衫和其他起码的生活用品。吴某于是又嘴硬起来:“我这样不算响当当的无产阶级,谁算?”抄家者的回答是劈头盖脸一顿毒打,打得吴某鼻青眼肿,再不敢吭声。抄家者临走时,用了几十张封条,将吴某家中除门窗之外的一切有门的家具全都封得严严实实,衣箱、碗橱、被柜、五斗橱,全都被贴上了封条,甚至连一只马桶箱也未能幸免。抄家者们贴完封条扬长而去,吴某全家对着满屋子的封条傻了眼。想做饭,不能开橱取锅盘,想换衣,不能开箱取衣服,连大小便的权利也被剥夺。不吃不喝捱过两天,吴某忍无可忍,关上门将屋里的封条撕个精光。然后乒乒乓乓开橱开箱,大有重新揭竿而起的架势。第二天,便有人去造反队告了密。抄家者们当日重返吴家,将吴某五花大绑押至公安局,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屋中家具又贴上新的封条,而且更进一步,连门窗也被封起来。吴妻和子女有家不能归,母子数人坐在门口封条下大哭一场,而后不知去向。据说去了乡下,又有传说母子数人一起跳江自杀走了绝路。反正,当门上的封条被风雨剥落,当吴某蓬头垢面从狱中出来,母子数人仍未出现……

因封条而遭难者多不胜数,却也有因封条而免祸的。某著名作家,家中藏书上万册,更有珍贵的创作手记和文学史料。抄家之风席卷而来时,作家自知在劫难逃,惶惶不可终日,所担心者,无非是书籍和资料。一日晨起,作家突然来了灵感,抚掌叫道:“对,来他个将计就计,先下手为强!”妻子不解,询问究竟,作家答道:“简单得很,请造反队来,把这些‘封、资、修’全部用封条封上。”妻子将信将疑:“这样行么?”作家叹道:“还有什么法子呢,只能试一试了。”作家于是自投罗网,引造反派到家中,环指满堂书柜,态度恳切地提出请求:“这里面有很多‘封、资、修’毒草,倘若流传出去,危害无穷,请求你们把它们封起来。”造反队中有人建议:“既是毒草,何不付之一炬?”作家急中生智,答道:“其中也有珍贵的革命史料,如烧毁将会对革命事业造成损失。要辨别清理需要花很长时间,还是先封起来为好。”作家的请求终于被采纳。数十张封条,将书房内的所有书橱书柜连同门窗无一遗漏封个水泄不通。第二天,便有素不相识的抄家者上门造反,在作家家中闹腾了一天,抄遍了除书房外的每个角落。书房门口那两张盖着红色大印的封条,使抄家者望而却步。此后,又有数批抄家者上门,尽管声势汹汹,却都未能越过书房门口那对封条的封锁。书房整整封了十一年,作家的藏书及资料手稿终于完好无损地保存到了云开雾散之日。拆封那一天,作家捧着数十张发黄发脆的旧封条,感慨地叹息道:“还亏了你呢?”

1989年3月6日

盯梢

前些日子看了一部片名为《一九八四》的外国电影,看得心惊肉跳,仿佛是中国那噩梦般的“十年动乱”由一群蓝眼高鼻的外国人又重演了一遍。这是根据写于数十年前的一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小说家写这部小说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未发生,作者只是以虚构的幻想故事预测历史,预言之准确和深刻,令人惊叹。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大魔国”的虚构国度中,“大魔国”的国民狂热崇拜着一位主宰他们生活和命运的领袖,这位领袖有一双洞察一切的眼睛,这双眼睛通过无处不有的电视荧屏监视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人们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不能对官方的宣传有任何怀疑,每天都有人痛哭流涕地忏悔声讨自己的罪行,每天都有人检举告密……在这个“大魔国”中,连谈恋爱也是犯法行为,男女做爱更是大逆不道,被发现要受到可怕的惩罚……

“文化大革命”中,忙着“干革命”的人们对恋爱和家庭也是斜眼鄙视的,被宣传的英雄一般总是没有配偶家室,没有七情六欲。谈恋爱的人们必须小心火烛,否则便会倒霉。我至今还记得那时发生在街头的一个“案件”。

一天深夜,我路过一条僻静的小街,只见一群人围在路边,其中有几个手持钢矛的“文攻武卫”。走近一看,被围在中间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女的正低着头掩面抽泣,男的则面色苍白,惶然不知所措。一个干瘦矮小的中年男人,正在慷慨激愤地向“文攻武卫”汇报着:

“这两个人在搞非法流氓活动,我盯了他们很长时间!我看他们偷偷摸摸,就觉得不对头,一直盯牢了他们,开始在远处盯,走到这里,他们就不对头了,先是搂搂抱抱,后来,那男的就把手伸到女的裙子里面去了,我亲眼看见的,手伸进去了!”

“我们谈恋爱,你凭什么要盯我们的梢?”那男的显然不服气,“难道连谈恋爱也不准?”

“谈恋爱?”那个干瘦的盯梢者冷笑了一声,“有你们这样谈恋爱的吗?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地谈,而要鬼头鬼脑跑到这种没有人的地方来?”

“谁鬼头鬼脑?我看你自己才是鬼头鬼脑?”掩面抽泣的姑娘抬起头来哭着喊道,“只有你这种不要脸的人才会这么缺德!”

“对!”姑娘的哭喊壮了小伙子的胆,他也高声喊起来,“我看你这种人才是流……”

小伙子的话音未落,脸上已经重重地挨了“文攻武卫”的一记巴掌。

“搞流氓活动,还要嘴巴硬?”“文攻武卫”“武卫”了一下,开始“文攻”了,“说,你们是什么关系?”

“朋友关系。”小伙子答道。

“为啥这么晚还在外面游荡?”

“家里房子小,没有地方谈。”

“你的手是不是伸到她的裙子里面了?”

……

“是不是伸进去了?说!”

“我亲眼看见的!”干瘦的盯梢者又兴致勃勃了,“他的手先抄到女的屁股后面,再撩起裙子伸进去。被我当场活捉!”

“流氓!”泪流满面的姑娘羞愤交加地对盯梢者喊起来。

“叭!”一记巴掌重重地落到她的脸上,挥舞巴掌的“文攻武卫”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你这个不要脸的女流氓,还有资格骂人?”

小伙子因无力保护自己的女友而羞愧不已,这时他也不顾一切了,当众抱紧了号啕大哭的姑娘。

“走,不要表演了!到‘文攻武卫’指挥部交代问题去!”

“我也去,我可以当证明人揭发他们。”盯梢者依然兴致不减。

那一对街头恋人被“文攻武卫”推推搡搡地押走了,盯梢者紧随其后,脸上那得意的神色,俨然是英勇无畏的壮士。

这样的真实故事,放到那个虚构的“大魔国”里去,倒是十二分合适的。

1989年3月15日

拖把

上海市民家家都有拖把,一根木棍,棍头扎一大把旧布条,状如硕大无朋的蓬头毛笔。“文化大革命”中,曾有人用拖把当笔,蘸了石灰水,在水泥地上书写大幅标语,成为“新生事物”,被人争相效仿,挥动拖把在地上龙飞凤舞,一时颇为时髦。

拖把由清洁工具升格为书写工具,历史极为短促,故而拖把的构造并未因此而发生变化,依旧是木棍为把,布条为头。至于布条,当然是新布旧布、花布白布不等。拖把终于还是拖把,再没有人用它写字。

最近结识翻译家曾君夫妇,无意中谈及拖把,曾君突然神色戚然,沉默半晌,才凄凉地笑道:“我们家中曾有一个拖把,全世界独一无二。”

曾君学识渊博,精通数国文字,其为人正直寡合,且淡于名利,终日在家埋头翻译,以此为乐,十数年如一日,译著多达二十余部。曾妻为电台播音员,也很有些名气。“文化大革命”初,曾家被抄,曾君夫妇被抄家者批斗一天一夜,受尽折磨和凌辱,家中财产书籍被席卷而去。曾君夫妇面对劫后狼藉不堪的房间,久坐无语。挨到天黑,曾君在一张白纸上写:“士可杀,不可辱!”然后将煤气管接到房中,紧锁门窗,夫妇俩决意以死抗议。幸好夜间有客来访,发现屋内异样,便破门而入,曾君夫妇已中毒昏迷。送医院抢救后,总算先后脱险。从死神身边归来,曾君夫妇变得沉默寡言,整日闭门不出,夫妇间感情却比以往更深。整理劫后的家产时,发现还有数十条进口的领带和十几双长筒丝袜。曾妻建议扔进垃圾桶拉倒,曾君却淡淡一笑道:“留着吧,有用。”曾妻惊问:“有用?还想戴领带穿丝袜?你不怕造反队再打上门来?”曾君笑着摇一摇头,从阳台上拿来一根旧拖把柄,然后二一添作五,一大把领带和丝袜便被他扎成一把色彩艳丽的拖把。夫妇俩欣赏着这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拖把,自然回想起风流倜傥的青春岁月,不禁心神黯然……

当这把领带丝袜拖把水淋淋地挂到窗户外面时,邻人无不驻足观赏,有人不屑一顾,有人报之一笑。有当初参与抄家的“造反队”成员,指着悬在空中的拖把,摇头晃脑评论道:“表现不错,和传统观念作彻底决裂了!”

1989年5月26日

遗恐

北京友人杨君,某音乐学院教授、指挥家。杨君患有奇疾,发病时双耳失聪,神志恍惚,全身心被一种强烈的恐惧感笼罩。杨君自释为:“文革”遗恐症。“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将杨君关入“牛棚”隔离审查,杨君历史清白,无罪可坦白,也无揭发朋友以开脱自己的习惯,于是备受折磨,日夜遭拷问。一日夜间,拷问者忽发奇想——将杨君绑在椅上,然后轮流不断地用嘴凑近他的耳朵放声狂喊:“打倒……”,“……老实交代!”“……彻底灭亡!”“……永世不得翻身!”杨君无法避开拷问者的嘴,当夜双耳就完全失聪。当时杨君只感觉头脑欲裂,拷问者的狂喊连同他们身上的一片绿色铺天盖地淹没了一切。以后经医治,杨君虽又恢复了听力,但情绪激动时仍会失去听觉,尤其当突然见到身穿绿色军服者时,恐惧感便如同定时炸弹在头脑中爆裂,于是周围的世界重又被一片死寂覆盖……

杨君的病例也许属特殊类型,不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遗留下的恐惧,绝不可能在一夜间从人们心中驱除。倘问一问中年以上的人,大概能听到不少经验之谈。

一次,偶遇河北邯郸的工程师裴君。闲谈中,裴君忽然说:“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在深夜坐车外出。”凭直觉,我感到这句话里必定含有不平常的经历,于是连忙追问缘故。裴君答道:“夜间坐车,使我想起血,想起尸体。”他的经历果然惊心动魄——“文化大革命”中,河北某地的两派工人发生武斗,一派退守县城,另一派竟从仓库中搬出武器,动枪动炮杀入城中,将顽抗的这一派彻底打垮。裴君在感情上倾向被打垮的这一派,自然在劫难逃。就在另一派大获全胜的那天深夜,一群大汉砸开了他的家门。饱受拳打脚踢之后,裴君被大汉们用枪顶着押上了一辆敞篷卡车,据说是为了让他“狠触灵魂”。卡车在夜色中驶入硝烟初散的县城,在车上,裴君见到了有生以来最骇人的场面。县城的街巷中,到处是被枪弹洞穿的横七竖八的尸体,鲜血染红了石板和水泥地。在昏暗的灯光下,死者的模样惨不忍睹。裴君欲闭眼不看,身边一条大汉立即用枪托猛击其头,并厉声喝道:“睁大眼睛,好好看,你如果顽固不化,下场也一样!”裴君的目光越过成排成堆的尸体,看到了砖墙上墨迹未干的标语:“铁杆老保,死有余辜。”

裴君讲完他的故事后,沉默了很久,他的表情中除了恐惧,还有一种沉重的伤感。

“那些策划杀人的造反派头头,后来怎么样了呢?”我问。

“后来?当然被法办了,有的被枪毙了,有的被关起来了。”裴君回答的语气很平静。

“那么,那些被打死的工人呢?”

“他们?我就不大清楚了。大概会平反,会发抚恤金,也会在他们的坟头刻一块石碑吧……”裴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突然提高了声音:“唉,那些过去的噩梦,还提它干什么,向前看吧!这样的噩梦不会再重演了。”

是的,荒唐的事物荒唐到极端,便失去了市场,不会再有人盲听盲从,历史于是就前进了一步。

198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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